2025年12月7日18:00，在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党部举行的专题讨论，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主讲。 在国际关系早期阶段，曾长期流行“主权不干预”的原则，即各国推行何种政策、选择何种领导人，属于其内部事务，国际社会不应介入。然而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表明，这一原则本身存在严重局限。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民选的，缺乏法治与基本人权保障时，这样的政权往往会以暴力解决国内问题，并最终走向以战争处理国际冲突。
2025年12月7日18:00，在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党部举行的专题讨论，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主讲。
在国际关系早期阶段，曾长期流行“主权不干预”的原则，即各国推行何种政策、选择何种领导人，属于其内部事务，国际社会不应介入。然而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表明，这一原则本身存在严重局限。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民选的，缺乏法治与基本人权保障时，这样的政权往往会以暴力解决国内问题，并最终走向以战争处理国际冲突。
国际政治并不存在“对内残暴、对外文明”的例外。一个依赖暴力统治人民的政权，同样会在国际事务中诉诸武力。不尊重人权的统治者，往往以“人民落后”“需要教育”等理由为暴力辩护，但历史反复证明，凡是以暴力解决内政的国家，迟早会威胁国际和平。
正因如此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国际社会在建立联合国的同时，通过了一系列以人权为核心的国际文件，确立了“人权高于主权”的基本原则，并设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，在极端情况下对战争与严重人权灾难进行干预。这并非否定主权，而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历史教训所形成的制度共识。
长期以来，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“主权至上”，否认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与干预。然而，当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，实际上已经承认一个前提：一旦发生严重人权灾难，国际社会有权介入，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手段。以“主权高于人权”否定国际责任，在联合国体系和国际法框架内是站不住脚的。
另一种常见观点认为，中国有“中国国情”，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权等理念源自西方文化，在中国难以生根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部分中国学者确实曾指出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服从与等级，与现代人权观念存在张力。这一判断并非毫无现实基础，但由此得出“中国文化与人权不相容”的结论，则是一种误解。
在《世界人权宣言》起草过程中，国际社会曾讨论是否应明确标注人权思想的文明来源。中国学者张朋春在讨论中指出，人权的基本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同样可以找到思想资源，例如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等观念，早已体现对人民尊严的重视。正是在包括张朋春在内的多国学者坚持下，《世界人权宣言》最终未标注任何特定文明来源，使人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。
所谓普世价值，并非只适用于某些国家或某些人，而是适用于任何国家、任何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。民主、自由、法治与人权并不与中国文化对立，香港和台湾的实践已经清楚证明，这些价值完全可以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实现。
人权不是抽象口号，而是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无论财富、地位、教育程度或道德评价如何，任何人都不应被剥夺基本人权。人权不是奖励，而是底线。
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开展工作。在自由的土地上，我们不仅为自身争取权利，也为仍在暴政下承受苦难的人发声。历史表明，社会进步从来不是由沉默的大多数完成的，而是由少数清醒而坚定的人推动的。这，正是我们持续努力的意义所在。
参加研讨会的党员：王军涛、余厚强、赖昌丰、张燕、陈立、孙璐、赵晓梅、李亮、杨德鑫、高伟、侯世军、张子健、田华、念宝生、刘玒燕、王自萍、尹保才、刘海阳、贺钟敏、吴朝阳、张宝慧、章博、胡康康、余旭平、杨茂华、赵兴、来淑敏、廖烨、李振钦、陈传文、邱兰、张昕伟、邹文君、朱江、赵朋、张德超、罗宇、王静静、张科、陈珺、季星宇、王成、李亚楠、宋锋学、刘明宇、徐真言、邵立瑞、林翔；候补党员：吴小容、段晨光、董沁煜人、陈俊儒、郑海辉、李炳严、王浩、陈治平、唐荣。
张燕 孙璐 共同编辑
陈立 徐真言 共同摄影
